央行的这种担保也将发生恐慌的机率降至最低，从而增强了该体系中所有各方的信心。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在一项经济学家针对25个新兴经济国家的跟踪调查中，有近2/3的国家实际利率为负值，鉴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不稳定性，使得价格上涨趋势愈发强烈。
6月份，巴西的通胀率已经逼近6.5%的警戒线。美国财政部5月5日对外宣称，将在季度再融资操作中发行780亿美元的债券。这意味着危机爆发后，美国并未在治理双赤问题上取得进展，相反债务压力有增无减。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在欧洲的债务头寸分别为2.30万亿、2.01万亿、0.92万亿、1.09万亿美元，对PIGS等国的头寸则分别为9113亿、7037亿、2436亿、4179亿美元。此外，因欧债危机造成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进而引起的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3月份海外资金净流入美国的长期资本高达1405亿美元，为2009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从现实情况看，通货紧缩对发达国家短期经济的风险更大，通货膨胀则是新兴经济国家的当务之急。目前虽然有不少大国企成为世界500强，但这些大国企依然面临大而不能强的困境。
如中信集团目前已经成为涵盖金融服务业和非金融服务业的超大型集团，其金融业包括商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基金、金融租赁所有门类，非金融业务包括房地产、工程承包、资源与能源业务、制造业、信息产业、商贸与服务业等。由于片面强调国有经济对某些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地位、国有经济影响力和控制力，我国许多行业和领域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公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严重失衡，这不仅阻碍了垄断行业的改革，而且也严重挤压了国有资本重组和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与结构调整的空间，导致国企大而不能退。我国2007年《反垄断法》给予了国有经济集中反垄断审查豁免。自十五大提出要对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与结构调整改革以来，垄断行业改革与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与结构调整并不协调，在垄断行业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与结构调整就变成了单纯的做加法，即加强国有经济在优势行业集中。
而另外一个隐忧就是，大国企巨大财力和经济影响力目前已经达到了与任何一方 诸侯（省、直辖市）称兄道弟，甚至让其俯首称臣的地步，而地方诸侯为了追求GDP政绩工程，对大国企是极尽讨好和欢欣之能事，以便能够获得财大气粗大国企大手笔的投资。集中度的提高造就了越来越多超大型的国企集团。
由于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的垄断，合资企业不但没有能够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但其潜在危害却是毁灭性的：一是大国企 自废武功，完全放弃了自主研发，走上了技术引进依赖的道路，在技术研发上的惰性更加严重。随着国有经济集中度越来越高，国企规模越来越大，国企财力、行业支配力和整个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其制造风险能力越来越难以控制和收拾。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但通过合资分享国企垄断红利，而且还利用国企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全面对国有经济领域进行渗透。为支持这些企业海外上市，并维持其信用，我国付出了牺牲垄断行业改革、消费者福利和政府承担无限责任的高昂代价。
因此，如果不能在垄断行业改革和监管改善上取得实质进展，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其可能造成乱象和危害将是十分深远和可怕的。审计报告显示，农行存在违规经营、内部控制不到位和风险管理存在薄弱环节等问题。二是跨国公司借助与大国企的合资不仅享受了外资的超国民待遇，而且也借助大国企的垄断地位和特权（包括市场准入方面、反垄断豁免、政府采购等）垄断了有关行业和市场，严重阻碍了民间资本的进入。在垄断行业改革滞后、监管薄弱的情况下，垄断行业无节制的扩张只能进一步增加垄断行业改革的难度，使垄断行业监管变得更加困难，并可能导致垄断滥用进一步向其他竞争性行业延伸。
做强要求国企在技术创新上发挥先导作用，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而这种新的政企恋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地方政府针对大国企招商引资特殊优惠政策相比地方政府给予跨国公司各种优惠政策大礼包而言，完全不受节制(地方政府拱手奉送给大国企的各种政策优惠和特权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政治敏感问题的困扰），这必然进一步扭曲市场竞争，加剧垄断国企垄断地位，产生新的权钱交易
然而，改革的特性就在于不断变革，甚至变革改革本身。不强拆，如何保证大拆大建乃至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不强拆，如何兑现对于客商的大规模征地承诺？不强拆，又如何体现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改革进取精神？ 社会财富因强拆获得巨大增长，也在此进程中演绎着周而复始的大转移，以至于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进入专题： 拆迁条例 。我们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作为改革在社会分配制度领域的新举措，新拆迁条例等相关法规限制强拆，不是倒退而是进步。最初，改革集中于产业领域，因而出现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城市平民长期暴露于看病难、上学难和买房难的实质困境。这更需要我们重新诊脉强拆病。非独如此，对于土地之上矿藏资源的无节制采掘，对于环境污染的习惯性漠视，亦是症状之种种。在多年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习惯于以强拆思维推动发展，已经患上了强拆病。
效率优先固然重要，兼顾公平却不可轻忽，这理应在分配领域给予高度重视。如今要强制地方政府戒断，必然会引起反弹。
杀死新拆迁条例的元凶，正是一些地方难以救治的强拆病。鉴于此，新拆迁条例就必须给强拆上绑而不是松绑。
我们以为，这正是强拆成其为病的实质。很大程度上，先富并没有带动后富。
从这个意义上说，强拆有其历史渊源，并将效率优先的实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个过程不仅直接产生GDP，而且为更多GDP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报道称，参与其事的北大法学院副院长沈岿说，明显感受到了地方政府游说的力量，如有的地方官员就曾提出，过高的拆迁补偿会提高房价。在农村，就是粮食统购统销，实行保护价收购。
当土地、矿产资源、房地产开发还有证券市场的精巧腾挪，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富翁时，谁还能记起改革之初关于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口号？ 效率优先是过去30多年改革的核心。这实际上是用所谓经济发展的大局绑架改革，使之于己有利，于强拆有利。
他说，在征求意见和讨论的过程中，越来越清楚它牵扯的面很大，包括怎么解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等诸多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又称新拆迁条例），迟迟不见动静，甚至还可能胎死腹中了（详见本报7月26日报道）。
唐福珍自焚惨案的发生耐人寻味，正是因为当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牺牲了自己的土地、房屋和血汗之后，他们蓦然发现，先富者的成功根本无法复制。强拆保障了相当多的先富强制占有种种资源，普通民众则被屏蔽于外。
这种病的直接表现，是在城市大拆大建，在农村强征土地。这或许让地方政府感到手脚被缚，以至于连一贯赖以求生存、谋发展的土地财政也有了断顿之虞。虽然保留了地方政府的部分强拆权，但新拆迁条例毕竟在诸多方面进行了规制。因为强拆病是有依赖症的。
在强拆过程中利益受损的工人、农民以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平民，参与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他们在财富分配过程中却始终处于被动位置。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警惕，作为整体利益格局的一份子，地方政府正以效率优先为由，一味强调强拆对于经济发展的好处，并以此干扰立法进程。
如今，改革的核心已经指向社会分配制度领域。当改革推进至资本领域时，土地作为资本要素进入市场，强拆便更加不可或缺，也因此更加具化、形象化。
新拆迁条例与财富分配息息相关，因而，在新拆迁条例的制定上，也需要厘清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的轻重缓急从这个意义上说，强拆有其历史渊源，并将效率优先的实质发挥得淋漓尽致。